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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角下的丝路远播嬗变

浏览次数:    时间:201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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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世界遗产杂志主编,作家。长期关注探索历史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代表性著作有《王朝的家底——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航海、财富与帝国》等。

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写下“丝绸之路”这个灿烂的名词时,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给后人留下了对于古代欧亚大陆东西向商路的臆想与误读。在许多公众脑海中的丝绸之路上,千百匹绚丽的丝绸被一队队的骆驼驮往西域、中亚、西亚,甚至被销往欧洲。

诚然,丝绸的确是那些古代商路上的重要商品之一,也的确有少量的丝绸抵达了遥远的欧洲。但对于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而言,丝绸首先是一种奢侈品,这样的货物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大宗交易的。

而且陆上丝绸之路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特征,即它缺乏“远播性”。

汉代的丝绸生产者并不是为了国际贸易而进行生产的,丝绸的消费市场基本上在汉朝国内。丝绸生产者不关心遥远的中亚、西亚、欧洲人是不是需要自己的丝绸,需要什么款式的丝绸产品。他们不仅不关心,甚至根本无从知晓。古罗马人的丝绸进口记载表明,他们得到的丝绸几乎都是从中亚的安息(位于今伊朗附近)、贵霜(位于今帕米尔高原、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一带)和其他地区的中间商那里获得。而且古罗马人喜好薄纱类服装,拿到来自中国的厚重丝绸后,往往将其拆解,利用蚕丝重新编织当地风格的服装。这一现象证明了当时丝路上并不存在目的性很强的、长距离的丝绸贸易。

于是相对来说,陆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是中短途的,除了作为官方赏赐品的那部分丝绸之外,民间丝绸贸易更青睐于中短距离的以物易物,而且由于丝绸是奢侈品,因此交换到的物品也往往具有奢侈品的性质。

比如《汉书》作者班固写给他远在西域的弟弟、大将班超的好几封信中,谈到有一位窦先生(可能是皇帝的姻亲),从西域购买了各种奢侈品。其中一封信说,窦先生曾经寄送80万钱到那里去,购买了10多张地毯。另一封信是通知他的弟弟,窦先生正在运输700匹杂彩(彩色的丝织物)和300匹白素(白色的丝绸)到西域,打算购买诸如月氏马、苏合香以及羊毛纺织品等奢侈品。西域出产美玉、名马和地毯一类的奢侈品,颇受汉朝上流社会的喜爱。

缺乏远播性暗含了一个事实:陆上丝绸之路的成本是昂贵的,利润是不确定的。

商人无利不起早,虽然远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很久,陆上丝绸之路就有商贾往来,但是几千年的古代贸易史也没有改变依靠马匹和骆驼运输的状况,必须穿越大漠黄沙和崇山峻岭的无奈之举极大地增加了商人的成本。于是从经济学的规律上看,风险和成本较低的中短途贸易是现实的选择,而且货物上也往往要选择附加值更高的商品比如珠宝、毛皮、丝绸、马匹等奢侈品,以期在覆盖高昂成本之后还能有利润可言。

这就是古代陆路国际商贸的普遍经济现实。获取利润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古代官方对于利用陆上丝绸之路赚钱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不论是汉朝还是唐朝,官方经略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政治、军事、外交,而不是经济。民间的丝路贸易的确长期存在,也的确会有商人因此而发财,但是他们的成功更多是九死一生般的,是富贵险中求。如果把丝路上的商人视作一个整体,来计算他们的平均利润率,即使不是十分可怜的数字,也绝对不像丝绸般地光鲜亮丽。

与陆上丝绸之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路交易的商品不仅大宗,而且具有“远播性”。

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气候是在唐朝时期。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这艘被命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堪称中西合璧,船上的货物来自于中国唐朝,而这艘船本身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船上发现的“乾宁五年”刻款的铭文砖清楚地证实,“黑石号”是9世纪唐朝时期航行于东南海上的一艘贸易船,铭文上书写的该年即公元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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